映象新闻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公和私的关系里面，公是一切，但一个国家若没有私的权利保障也许不能实现真正的富裕强大。

政治权威只有转化成为法律权威才能实施有效的治理。否定了人的价值，法律就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文本与实践之间——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问题研究》有一段阐释很有新意因此，法治启蒙的任务依然艰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政治思想向法律思想融合的过程。法律信仰只是一个移植过来的干瘪词汇而已。苏力等学者对乡土社会的民间知识、民间秩序的过度崇拜，显露了启蒙精神的衰退。

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对人的异化、奴化使得法律走向了人的价值的反面。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的理论—信念体系，只有通过法律才能由某个政党的政治共识扩大为整个国家全体公民的共识。一方面要尽可能做好母婴保健法所保障的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技术鉴定和相关服务工作，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从源头上预防、抑制弃婴情形发生。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广州试点一个半月所接收的弃婴人数，几乎与德国10多年所收容弃婴人数持平，而日本6个月才收容8名弃婴，这种巨大差异，或许也是我国弃婴岛试点受挫的直接原因。这一做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与刑法惩处弃婴犯罪并行不悖。政府应当正视这种现象，为被遗弃婴儿提供尽可能的救助。1999年德克萨斯州首次设置婴儿避难所，便制定《婴儿避难所法》（Safe Haven Law）。

我国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在部分城市进行设置弃婴岛的试点，从起初就存在不同看法，而广州弃婴岛的暂停，再度引发了围绕弃婴岛的合法性及其存废的热议。德国强调仅从处理已经被遗弃的婴儿的角度来支持善后工作，在2000年至2010年5月间，共收容了278名弃婴。

通过设置弃婴岛，本可以期待为被遗弃婴儿提供获得救助的机会，保护、延长他（她）们的生命，为其实现未成年人保护法所保障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提供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将设置弃婴岛本身的合法性搁置起来，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推开试点，其他的法益都可以接下来慢慢讨论。其实，弃婴岛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也一直备受争议。这种做法，将应受惩罚的弃婴和免责的弃婴明确划界，以州为单位次第推开，可以在保全弃婴权益的同时，解决伦理道德方面的诸多争议。

既然设置弃婴岛及其试点均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就应当努力推进相关立法，为其提供充足的法律支撑。民政部曾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弃婴岛试点工作。该法规定，对于将新生儿遗弃在婴儿避难所的弃婴行为予以免责，其宗旨在于更加确实地保障新生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赞否两论的夹缝中推进的。

从目前我国相关法规范来看，设置弃婴岛，在客观上对可能构成刑法所严禁的遗弃罪之结果予以承认、支援，而且对遗弃者免予追责，要得出与刑法惩处弃婴犯罪并行不悖的结论并得到普遍认可，其实并非易事。可是，广州试点的短命，恰好为设置弃婴岛的反对者提供了论据。

遗弃骨肉，是绝对的人伦悲剧。诚如论者所言，遗弃生命，是法律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

日本熊本市内医院首设鹳的摇篮，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运营6个月收容了8名弃婴。在设置弃婴岛方面，美国所走出的法律规制路径值得借鉴。弃婴岛，也称为婴儿安全岛或者弃婴安全岛，美国称为Safe Haven（婴儿避难所），德国称为Babyklappe或者Babywiege（婴儿箱），而日本则称为こうのとりのゆりかご（鹳的摇篮）。可是，对于一种制度，不解决其合法性，往往也就难以实现其可持续性中国法学对美德法学的高度依赖，正是植根于中国当代的整体学术环境。作者指出，就法学整体的学术结构而言，外向型研究特点明显，尤其是理论法学，域外作品是本土作品的4倍。

其中，中国学术的社会科学主要受到美国规范的影响，而人文学科则大体取法德国。1898年7月，香港《辅仁文社社刊》上刊载时事漫画杰作《时局图》。

经过数据分析，作者揭示了中国法学倒置图钉型的研究结构。所谓主导作品和主导作者都应限定在CSSCI所录核心期刊反映的学术影响之内，不应据以作出有关学术水平的评断，这也是该书中被反复强调的。

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却没有影响学者对西方法治理想的追寻，显示了中国法学的自我异化。画家在中国版图上，用熊、犬、蛙、鹰、太阳、肠等指代19世纪末蚕食中国的俄、英、法、美、日、德等列强，形象深刻地将列强瓜分中国的恶劣行径展示在民众面前，给人以亡国灭种的危机感，颇具警示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核心、重要和主导都是基于引证数量而言的操作性概念，而非定性的学术评价。这些研究主要是在法学主导作品形成的思想图式和框架体系的基础上，演绎、补充乃至重复而成的法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其进而指出中国法学亟待反思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即在西方强大的文化攻势下，中国法学……如何保持其学术自主性。而钉帽数量庞大、影响有限，构成了法学研究主体的法学主要作品。

CSSCI数据库中数据浩如烟海。韩大元指出：我们在引入域外法学著作的时候，范围主要局限于西方的发达国家，如美、英、德、法、日等……对与我们具有相似文化背景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非西方国家经验的关注不够。

这一格局不仅揭示了中国法学的外向型特征，而且表明中国法学理论资源的异质性。即使是考察10年引证的数据，但由于有30年发表的时间跨度，加上500多种期刊，200多万篇作品，数据浩繁，是不可能每项都逐一考察的。

按照作者观点，半封建是指法学不统一，法学的各个学科、乃至学科内部的各个专业，都以法律院校乃至法律学者个人为单位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当下，学者们以完美的立法和司法为预设，不断否定中国的现行立法和司法，潜心研究西方法学理论与制度，而实践中中国立法和司法却总以考虑中国国情、保持特色来防卫。

作者指出：构成中国法学思想图式中最重要的思想板块的，是英美法系学者的理论法学作品，中国内地学者的公法作品，和欧陆法系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私法作品。100多年后，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凌斌模仿该《时局图》，用数据和文字刻画出《中国法学时局图》。面对法律移植主义的盛行，作者担忧几代学人倾尽全力，也不过是为西方法学扩展了适用范围，增添了几个注脚。该书对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中国整体学术环境可以归纳为：改革开放30年来，对当代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学术作品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基本是西方现代学术名著，并且主要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著作(与人文学科的比是351/88)。

而诉讼法学的域外主导作者则均为欧陆法系的日本学者。位列每个10年影响排序前10名而有没有列入法学核心作品的文献，特别称为法学重要作品(引证150次以上)。

作者凌斌进行数据分析与总结的目的在于激发中国法学的根本转变，为中国法学中国化做学术准备，其所揭示的尽管政治上中国早已获得独立自主，但是在学术上依旧深深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学术窘境值得深刻反思。就研究的立场、方法来说，无论是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学，其法学主导作品仍然是以外向型研究为主导。

不同国家和不同法系的具体法律制度和部门法学理论进入中国法学的同时也带入了各自的法理学传统，因此部门法学没能提升和形成统一的中国法理学传统。法学不能自主的特征明显，最为突出的是理论法学研究。